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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曾指出：“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学习青年毛泽东的学习观，使新时代青年明晰学习追求、拓宽学习视野、端正学习态度和改善学习方法，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奋斗观，成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立志高远，胸怀天下”的学习追求
“志者，学之师也。”在韶山冲读私塾期间，毛泽东在读了一本关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小册子后，对国家前途感到担忧，开始意识到努力救国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职责。在十七岁离家读书时，他抄写一首诗留给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以表达一心向学和志在四方的决心。
在东山小学学习期间，毛泽东十分喜欢中外历史、地理类的书籍。从一本《世界英杰传》里，读到拿破仑、叶卡特琳娜女皇、彼得大帝、华盛顿、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等人的事迹后，毛泽东对同学萧植蕃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家庭的熏陶和现实的教育让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就有胸怀天下、立己达人的气概。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在阅读揭露日本侵华和袁世凯卖国罪行的书刊《明耻篇》时，在其封面上奋笔题道：“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此时的毛泽东便把自己的人生目标和奋斗方向与国家、民族紧密相连，彰显了崇高的志向和博大的胸怀，立志以救国救民为己任。
“鉴古知今，古为今用”的学习视野
“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用大历史的视野把握前进的方向，并从历史中总结经验和汲取教训是推动个人成长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心系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对学习的方向和要领也有自己独特的认识。毛泽东的上学经历常常被描述为“六年孔夫子，七年洋学堂”，但他从未间断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学习与研究。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时代思想家的著作，从《二十四史》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从《昭明文选》到《韩昌黎全集》，从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到本省的县志，他都认真地研读。毛泽东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中开列了七十七种古代经、史、子、集的著作，并写道“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
古圣先贤的智慧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青年毛泽东精神世界的塑造起着重要的作用。重内圣之道的理学和重外王之道的实学，在湖南交织扎根。身为湖南人的毛泽东，在青年时期深受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为基本特征的湘学士风的影响，而经世致用的湘学士风，表现在思想方法上，就是实事求是。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毛泽东沿着注重实际的方向吸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清代唯物主义思想家顾炎武以“实学”代替“理学”的主张，王夫之“行先知后”的学说，颜元的“心中思想，口中讨论，尽有千万义，不如身行一理之事”的观点都影响着毛泽东。正是因为熟谙历史，毛泽东经常在自己的著作、讲话和工作中引用历史典故来阐明深刻的道理，也常常借助历史的经验来指导中国的革命事业。通过阅读文史典籍和学习古圣先贤的智慧，来鉴古知今、古为今用，使毛泽东成为眼光远大、胸襟开阔的大思想家。
“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学习态度
“札记之功，必不可少；如不札记，则无穷妙绪，皆如雨珠落大海矣！”这个形象的比喻告诉我们，读书做笔记是读书的重要环节。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很推崇徐特立老师“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学习方法，养成了读书必做笔记的好习惯。毛泽东的读书笔记一般分为三类，一类是课堂随记，一类是文章摘录，还有一类就是课后自学的笔记。动笔墨主要表现为毛泽东在读书时常常在书页上圈圈点点、勾勾画画，留下自己的心得或评论。
在青年求学时期，毛泽东阅读了大量经典之作，在研读德国伦理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时就有约达12000字的批注，其中标注十分精细，包括很多自己的见解与点评。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形成的不动笔墨不读书的习惯仍然保留着。毛泽东一生研读《二十四史》，在日理万机的工作之余，通读了全书，有些纪传，研读了几遍，并留下许多圈划和批注。毛泽东批注过的古籍还有《三国志集解》《资治通鉴》《通鉴纪事本末》《十六国春秋》等几十种，而且在各种场合联系实际，活用《二十四史》的典故。这充分表明毛泽东读书治学的严谨态度。正是他博览群书、深思钻研，从而能兼容并蓄、采众家之长，对其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有字之书与无字之书相结合”的学习方法
读书的目的在于运用，知识的价值在于转化，学习的意义在于实践。毛泽东在他的读书笔记《讲堂录》中记下：“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在这里他就特别强调了读书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即社会和天下万事万物。毛泽东是一个对中国社会现实了解得较为透彻的人，这源于他在青年时期就养成的读书思考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思维方式。
耳濡目染，手写心记，强化了毛泽东对社会实际的重要性认识。1917年暑假，毛泽东和萧子升一起，历时一个多月，行程900多公里，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5个县的不少乡镇。途中结交了农民、船工、财主、县长、老翰林、劝学所所长、寺庙方丈各色人等，写了许多笔记。1918年8月，毛泽东走出三湘大地，前往北京组织赴法勤工俭学，途中游历了三国的魏都许昌等。毛泽东通过自己的实地考察写下了很多笔记，并把这些笔记整理成通讯，登载在湖南《通俗日报》上，让更多关心中国，想要改变旧社会现状的人真实了解到中国广大底层人民生活的艰辛。毛泽东在给同学周世钊的信中写道：“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
纵观毛泽东青年时代的读书实践，就是读“有字之书”和读“无字之书”的有机结合。毛泽东认为要改造中国，必须要先了解中国，就不可不读“无字之书”。正是对“无字之书”的钻研，即中国农村社会调查，让他对中国的国情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早期的调查实践活动对青年毛泽东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