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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集团开始推行积极反共政策。国民党政府不仅停发八路军薪饷、弹药和被服等物资，而且动用几十万军队对陕甘宁边区进行严密封锁，禁止粮食、棉花、铁、布匹、食盐等必需品贸易，扣押、处罚运货商民。一时间边区遭遇了极其严重的困难，到了“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的地步。党中央从全民族利益和党的事业发展全局出发，及时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等错误倾向，积极开展反封锁斗争，采取有效措施破解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
生产自救，保障供给。1939年2月，陕甘宁边区经济困难刚显露时，毛泽东就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克服困难”的号召，发动边区军民开展生产运动。1941年，党中央再次强调必须走生产自救道路，号召一切部队、机关、学校自行种粮、种菜、养猪、打柴、烧炭、发展手工业，达到粮食、办公用费自给或半自给。针对以个体经济为基础、被敌人分割的、进行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中央还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方针：在公私和军民关系上，实行“公私兼顾”“军民兼顾”方针；在上下级关系上，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方针；在组织经济中，实行合作互助、生产竞赛方针。
中央领导人在大生产运动中以身作则、起带头作用。毛泽东在杨家岭窑洞下面开垦了一块地，种上了菜；周恩来带头学习纺线，在中央直属机关纺线比赛中被评为纺线能手；朱德组织一个生产小组，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门前开垦了三亩荒地。他们的事迹鼓舞了广大军民，边区机关、部队、工厂、学校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把昔日荒凉之地变成“粮食堆满仓，麦田翻金浪，猪牛羊肥壮”的“陕北好江南”。据统计，1941年边区粮食产量只有45.6万石，1943年达到181.2万石，1944年又增至200万石，实现粮食自给自足并有结余。
精兵简政，节省民力。陕甘宁边区是当时中国革命中心，这里不仅会聚众多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驻扎着留守保卫部队，还吸引了大量从全国各地前来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同时，陕甘宁边区也是一个经济落后、民力有限的地方，数量庞大的非生产人员远远超过边区负担能力。一般来说，非生产人员比例超过2%即属特别困难，但1941年边区非生产人员高达7.3万人，占总人口的5.37%，“鱼大水小”的矛盾非常突出。
1941年底，民主人士李鼎铭等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提出“精兵简政”议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高度重视，迅速组织实施。1941年12月，边区整编委员会规定：政府一级各厅、处、院缩减三分之一，八路军留守兵团转到生产战线。这次精简共裁撤合并机构百余处，精简人员1598名。1942年6月，边区政务会议通过《陕甘宁边区政府系统第二次精兵简政方案》，再次紧缩机构、裁减人员，充实到县级政府。1942年12月，毛泽东提出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拉开第三次精兵简政序幕。1944年初，精兵简政基本完成。边区政权系统减少1.3万人，部队人数降到边区总人数2%以下，农民负担大为减轻。
稳定金融，抑制通胀。统一战线建立后，为适应全民抗战需要，陕甘宁边区宣布法币为流通货币，边区银行仅发行小额光华代价券作为找零辅币。皖南事变后，边区外援断绝，不得不大量发行自己的货币。1941年2月，边区银行正式宣布停止法币流通，开始发行边币，当年就发行2306万元，流通中的货币量激增。由于国民党封锁，流入物资大量减少，造成边区物资奇缺、物价暴涨，法币通过黑市大肆侵入边区。
为抑制通胀、稳定金融秩序，边区采取了多项措施：一是成立西北财经办事处，统一领导边区财经工作，加大对生产和贸易扶持力度；二是利用发展生产所得物资，在一定范围实行实物配给制，减少开支，降低边币增发压力；三是支持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社，采用随行就市利率，引导闲散资金转入生产领域。这些应对措施产生了积极作用，边币本地购买力逐渐走强，边区金融市场稳定下来，物价也趋向正常。
抓住漏洞，扩大贸易。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虽然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屯兵50万，修建上万个碉堡，对边区进行严格经济封锁，但并不能完全断绝贸易往来。国民党中央文件和上级命令很严，但下级执行不严，商人可以通过夜间偷越封锁线、贿买其税务缉私人员等方式，设法将商品运进边区。1940年7月，延安兵工厂造子弹急需到外地采购铅锡和氯化钾。边区政府委托延安商会的四户商人到西安购买这些军用物资，共运回一万多斤铅锡和氯化钾，顺利解决了延安兵工厂急需的子弹原料。据统计，仅1941年，边区利用国民党各关卡间内部矛盾，进口了价值10800万边币的货物，种类包括洋纱、布匹、棉花、纸张、文具、颜料等。
由于在国统区购买物资要以法币支付，国民党政府又停发了八路军薪饷，因此，推动边区货物出口换取法币，是扩大进口的前提和基础。当时边区最具优势的出口商品是食盐。边区西北部的三边地区盛产食盐，且物美价廉，甘肃东部、陕西关中均依赖边区食盐。国民党政府曾想用青海盐取代边区盐，但因路途遥远，成本又高，以至连封锁部队食盐都无法保障。在此情况下，不管国民党如何封锁，边区盐总能通过各种渠道畅销不衰。1938年边区盐运销量只有7万驮，1941年猛增到30万驮，食盐出口一度占边区出口额的90%，食盐税收长期占边区工商税收的50%以上。以食盐为代表的货物出口，在平衡边区贸易特别是打破经济封锁、换取紧缺物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